【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俄国】十九世纪的俄国,宛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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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俄国

十九世纪的俄国,宛如即将倾颓的宫阙,斑驳的墙壁中,透射出贵族们笙歌夜宴的灯光,在街头巷尾,污水泛滥的沟渠中,一双双眼睛从黑暗中凝视着宽敞洁净的马车道,护卫秩序的士兵们的枪口微微颤抖,冰冷的风雪被年轻的胸膛狠狠的撕开,巨大的吸力把空气野蛮揉碎吞入肺部,然后从鼻息悄然散开。与此同时,在西伯利亚,被褫夺了一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,透过囚堡中狭窄的缝隙,借着微弱的星光,忍耐着肌骨的疼痛,在酣然入睡的囚犯中,苦苦的思索着自己生命中挣扎经历的这种痛苦,它们究竟是什么,而它们的存在意义,究竟又为什么?在踏入‘死屋’之前的一刻,人因为意识到即将失去的自由而深深的绝望 “我怎么也想象不出来,还能有什么比这更可怕和更令人痛苦的:我在服苦役的十年中一次也没有,一分钟也没有,单独一个人待过?” 这种敏锐的观察和描述,其实是还原一种被强迫去遵守集体生活下人的异化了的行为模式。这种强迫在一起的公共的生活(强迫无私秘 / 与他人必须分享感受),表面上看是对人孤独的消弭,其实也意味着集体(公众意识)对個人 (个体的独立性) 的支配,也是深层次中对自由感的剥离。陀翁在作品被审查时,致信彼得堡书刊审查委员会中提到:“…… 囚堡中笼罩着一片痛苦,完全的,走投无路的痛苦…… 是的,缺少的只有一样东西:自由!自由自在和无拘无束…… 苦役犯(人)懂得并且感觉到他已经失去了一切,完全能感觉到…… 难怪普通老百姓能知道个中滋味;而且无需亲自体验。难怪普通老百姓管囚犯们叫‘不幸的人’……” 来对抗因为作品中涉及罪犯‘苦中作乐’的部分的审查,他通过一个明显的例子举证‘失去自由’才是人类生存最基本,最必须的条件。我们一般人,对失去自由的人亦能保持一种发自本能的同情,这种同情虽然很快会被理智所掩盖,但是人们确实是隐隐的认为‘失去自由’是不亚于‘死刑’的惩罚,甚至于‘死亡’所能标志的结束意义,与能够永远的逃离失去‘自由’的解脱意义合并 —— 反而对于十恶不赦的罪犯来说,是更为宽容的审判。透过上述这种引申,我们可以看到,陀翁终于在服刑期间借着这种极端环境所造成的放大影响,躲在医院里悄悄地记录下来,他所观察到的人会变成的样子 —— 这是在普通生活中没有机会明显的观察到的,因为世界的丰富性和命运的偶然性,将人心的变化掩藏在重重迷雾之下。《死屋笔记》虽然是陀翁的真实的狱中经验的梳理和总结,然而它的本质终究是艺术作品,是拥有着目的,并且允许进行概括和应用手段来加工的。在作品的安排的形式上,通过一二部互为对应,一部写牢狱生活的开始阶段的初印象,二部写的是牢狱生活过程中积累的认识和思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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